認知在國家競爭中存在先導性作用。誘導性偏見和政治錯覺容易導致一國內部產生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分裂。羅伯特·杰維斯在其所著的《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覺》中明確提出，認知在國家間合作與沖突中很重要，善意的認知信號能夠推動國家間合作，而惡意塑造的認知偏差則可能將國家引向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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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一個奉現實主義為圭臬，熱衷于采取“非對稱”隱蔽行動的霸權國。自冷戰時期起，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就始終離不開對輿論的滲透和操控，其中實施輿論欺詐一直是美國的常備“彈藥”。目前，互聯網及各類社交平臺已成為各國民眾獲取輿論的首要渠道，然而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實施不對稱攻勢的“熟悉戰場”。
制造網絡虛假輿論是一種非軍事手段，通過社交媒體實施政治動員和滲透，將己方的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和文化價值等以隱蔽方式通過網絡擴散到目標國內部，從而影響民眾的政治立場、政治評價；另外，具有不同背景的美國基金、宗教勢力等通過互聯網進行誤導性宣傳，甚至招募、培養親美勢力；通過捏造不實網絡謊言、以技術使得流量倍增、抹黑特定國家政府甚至顛覆他國政權、削弱特定政權組織的合法性等均是美國有記錄的斑斑劣跡。
5月，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在國會舉證稱，“美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虛假輿論散播者，包括2003年美國政府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借口入侵伊拉克，時任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在聯合國安理會會場上手拿一管白色粉末，指認伊拉克研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媒體近日報道稱，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數學科學學院研究人員看來，今年2月24日烏克蘭危機升級之際，社交媒體推特上宣揚反俄的賬號“突然爆發”，每小時出現3.8萬多條帶有“支持烏克蘭”標簽的推文。此后一個星期內，累計有約350萬條渲染恐俄情緒的推文在不斷傳播，其中多達八成來自機器人賬號。這樣快速、大規模的網絡輿論攻勢堪稱一場“虛假信息閃電戰”。
美國《每月評論》網站則刊登了《澳大利亞研究人員曝光大規模反俄“機器人網軍”》一文，揭露美國利用互聯網技術左右和制造虛假消息，控制反俄輿論的事實。
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費奧多爾·沃伊托洛夫斯基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利用各種手段進行信息戰和宣傳戰方面，美國堪稱爐火純青。美國把俄羅斯和中國視為‘挑戰’和‘對手’，以‘國家安全’為借口，針對兩國發起信息戰和宣傳戰，且攻勢不斷加強”。從烏克蘭危機發生至今，在互聯網領域，美西方主流輿論歇斯底里地鼓吹“反俄”，而針對中國政府的抗疫政策，包括美國主流媒體在內經常罔顧事實，惡意丑化，使中國面臨嚴峻的外部壓力。
由于涉及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安全機構一直參與并主導網絡輿論“造假”。美國各大社交媒體公司常年雇傭具有情報或軍方背景的人員，安插在數據分析、網絡安全、內容審核等重要崗位，直接影響社交媒體立場偏好和問題處理方式，進而影響面向全球數十億網民的信息流。
《華盛頓郵報》近期援引美國斯坦福大學網絡觀察室的一份報告稱，社交媒體臉書和照片墻2020年9月發現有上百個賬號和主頁被用來向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墨西哥等國受眾傳播虛假輿論，扶植這些國家受美國支持的反對派勢力，推動政權更迭。而這些賬號和主頁均與一個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公關公司有關。
美國左翼新聞網站MintPress援引曾在美國情報機構供職27年的伊麗莎白·默里的話說，美國情報機構與社交媒體公司之間存在“旋轉門”，即情報機構人員前往社交媒體平臺任職一段時間后又回到情報機構工作。總體看，美國存在一個龐大的“造假”網絡。
通過操控虛假輿論，美國盡可能利用“信息的不完全性”來引導特定群體的政治評價、情感、偏好，塑造偏見，實現立場分化，進而在各類沖突與博弈中試圖以最低成本攫取主動權，推動對外戰略，獲取競爭優勢，直到“圖窮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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